为小说申辩
李敬泽
必须为小说申辩，正如我们不得不为诗申辩。问题不在这个时代的小说或诗写得好不好，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一切深奥的、复杂的、微妙的、看上去“无用”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静、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在这个世纪之初，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宣布他们的文学死了，小说死了，诗死了，他们是在欣快地宣布，文学包括小说和诗的基本价值正在毁坏和将被遗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就在不断退却，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小说的编辑者，他们知道小说正在遭遇危机，他们以为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该办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悦于人，为此他们强调两点，第一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要讲故事；第二，为了好看，小说要写实，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写实，更要在世界观上“写实”——小说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它对世界的看法要和我们想象中的多数人一致起来，必须合于他们的经验尺度，让大家觉得世界正如所料。
十几年过去了，小说没有得救，小说正在沉沦。为什么？在我们如此讨好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是我们的客户，是我们上帝——之后，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喜欢？
很多人开出了灵丹妙药，他们告诉我们：还不够，这说明小说还不够好看，小说还不够“现实”——在媒体上、在各种场合我经常看到和听到这种高论，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像是落到了一个发疯的大夫手里，他认为治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药，他的药是不可能不灵的。
我丝毫不怀疑小说有一个取悦大众的问题，我绝对无意吁请小说回到已被全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象牙之塔，我相信，即使谁想这么干，以中国之大，也已经放不下任何一座象牙塔了。我更不想否认小说与这个时代的经验有着血肉联系，小说必须正视它和表现它。但是，我认为，小说的颓败主要不是由于它还不够好看和不够“现实”——让我们有点现实感吧，我们得承认，小说无法和“超女”竞争，无法和《新闻联播》竞争。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明天小说在这世界上消失，小说家们都改行去做公务员或开杂货店，那么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不会失去故事，我们仍将浸泡在无穷无尽的故事之中，我们也不会失去“现实”，大众传媒已经海量地满足我们对“现实”的消费。
那么，我们将失去什么？这个问题关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这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理由：为什么读小说？
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读小说，因为人是会死的。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平日喜读《圣经》。我很尊敬他，在我们中间，一个人耐心地读《圣经》，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维持着一个精神向度，他意识到生活和生命有终极意义问题。而这种意识，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心中已经失去，或者未曾有过。大家刚才都谈了自己喜欢的书，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励志，告诉你必须努力，必须打起精神奋斗，否则你以后后悔都来不及；第二种则是告诉你有了志向该怎么办，如何忙活以便走向成功。都很好，都能让我们心慌，坐不住，闻鸡起舞；这两种书都是关于“现在”的，它们告诉你现在最重要，抓不住现在你就失去了一切。这无疑是真理，而且是人与动物共享的真理，一个狗或猫或一只螃蟹，它的生命也只有“现在”，它对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现在”，而人与狗或猫或螃蟹的一个小小的、但决定性的区别是，人知道自己会死，知道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他就不得不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
这和读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任何一部小说——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认为好的小说——无论它写的是什么，不管主人公在最后一页里是否活着，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它是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看人、看事，也许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断，但是，作者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断终成虚妄，这就如同一趟列车，车上很热闹，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终点在哪儿，那就是死亡——小说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
这听上去似乎悲观，会让一些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好心人受不了，但这绝非虚无。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经济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我们努力忘掉自己的死，好像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传统乡村，一个人正当壮年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一个人的死是一个公众事件，需要举行盛大仪式，死亡充分地进入日常经验和公共意识。但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死几乎是一桩隐私，同时，死又在电视上、报纸上被不厌其烦地展示，它被展示为战争、灾难和事故的后果，那是人类生活中的偶然，是不该发生的事，特别倒霉的人才会死，死亡不再作为生命中的必然进入我们的意识。
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沉溺于一地鸡毛的重大意义，升官发财包二有暗香盈袖奶有意义，瘦了三公斤有意义，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有意义，全部生活、你周围的一切都告诉你这个，我们日日夜夜为此奔忙。
我们拒绝思考这忙碌本身，回避列车的终点问题，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现在，我们倒真是贴着地面行走，但别忘了，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梦想着飞，飞是对生命的最大肯定，把人固定在地面上，只看见眼前三尺，那是对生命的贬损，是最彻底的虚无。
而小说，它是反抗虚无的堡垒——而且，我相信，就我们的文化的具体状况而言，它可能是最后的、最英勇的堡垒。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小说是知死所以知生，小说相信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反对将人简化为零散的碎片，小说看到“有”，看到我们的欲望、看到围困着我们的物质，小说也看到“无”，看到欲望的尽头和物质的尽头的横亘着的死亡，看到人的精神力量，在“有”和“无”之间，我们的生活成为探索“存在”的英勇斗争。
至少自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成为完全的个人创作之后，这个“有”与“无”的问题就是它的根本动力，兰陵笑笑生一开始就知道，西门庆将死于他的欲望，曹雪芹看到了“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他同时穿越这一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即使在民间叙事传统中，这也是一个基本调子，《三国演义》开卷就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看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
小说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生活所见证和维护的东西就在于此。小说之所以反抗虚无，就是因为它在死亡在场的情况下检视和求证人生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人如何选择、行动、死亡而依然自有其意思，人如何向死而生。
——我知道，我可能把小说这件事说得太重了，小说不是宗教，它不能解答终极意义问题，这也并非它的职志，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状况，考虑到我们面对着人心和世道的大变并无多少可用的精神资源，考虑到小说自现代以来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小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将要衰亡，它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点上去，勇敢地面对和处理我们的精神困境，勘破重重幻觉，让我们穿过那些名牌、成功、减肥和口舌之辩的喧闹，直接触摸我们的存在。
与此相联系，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二个理由：小说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
这是小说的现代功能，古代的小说不是这样，或者说，小说的原初形态比如故事、说书不是这样。在故事和说书中，讲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看法，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好，现在我给你讲个故事，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
但是，当小说演变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红楼梦》了不起？就因为曹雪芹说，不对，世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现在我说说我看到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你们认定的那一种，现在我来探索另一种可能。曹雪芹的这种个别看法至今也还挑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好孩子应该读书上进作官，贾宝玉说，那有什么意思？人生的意义就是和几个冰清玉洁的姐姐妹妹相守着，赏花吟诗喝酒。
——这很没出息啊。现在差不多识字的中国人都是红学家，但我不知道中国人从《红楼梦》里除了学到一点姑嫂勃蹊、宫闱谣言之外还学到了什么，他家里要是出个贾宝玉他会愁死，参加高半夜凉初透考，一路考上去，作官发财，然后死掉，有意思吗？大家都说有意思，我对此也不想提出异议，但是，如果没有曹雪芹之类的人独持异议，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恐怕早就僵硬而死。
几乎所有的小说衰亡论者都立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在现代中国曾经占据着那么重要的地位，现在这个地位已经失去。但他们忘了，小说在现代史背景下承担的基本使命是，告诉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的、正确的或者说已经或即将被广泛认可的认识和想象。而在这个时代，小说已经失去这个功能，年轻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想象肯定不是从小说得来的，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得以发展它的特殊价值——小说不是“大”说，它真正回到“小”说，它所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这就好比我们去王府井，大家都知道大路怎么走，但小说家一定要找自己的路——他像一个探险家，他对认识人类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设法绘制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我们熟悉的变得陌生，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事物摸棱两可，我们遭到挑战和冒犯，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感受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想，凡拒绝承认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条路、一种表达的人，凡不愿让精神僵硬的人们，他们就是小说天然的读者。
但现在的小说是否做到了“小”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小说家相当一部分失去了这种勇气和想象力，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基本看法大概都跟《红楼梦》里的贾政一样，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贾政写的小说，给贾政们看。贾政们脾气很大，对生命中任何一种陌生的、被打开的可能性都会很生气。
所以，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三个理由：理解他人的真理。昆德拉自卖自夸，对小说有一句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小说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就是说真正的公民道德要从理解他人的真理开始，没有这个，就没有公民、没有民瑞脑消金兽主、没有什么公共空间。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谈的是那些民间科学家们，水变油，炸喜玛拉雅山之类，这文章说到最后，总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安知人家没理？所以要宽容。我认为这不是宽容，这叫价值休克，人类事务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科学就是有一个求真问题，讨论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最终我们还是得问：到底谁有理？
现在的问题是，在必须寻求正解的地方，我们都是好脾气，在不必寻求正解，应该宽容的地方，我们都是偏执狂，网上有那么多道德狂热、明辨是非之辈，但同时，伪科学也大行其道。
小说所处理的对象是人类对自身生活和生命的认识、想象和选择，小说家在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真理，鉴赏人性的丰富和有趣。今天来了很多从事心理咨询的朋友，以我的理解，心理咨询的前提与小说不一样，对咨询师来说，有些东西是对的，你搞拧了不对了所以你出问题了，那么现在你来咨询，我给你理顺、解开。小说家的关切不在于此，而在于追寻和展现你的真理，小说承认人的无限可能性，人的选择、行动和精神取向如此繁杂，如此差异多姿，小说家的根本热情就是探索你何以如此，求证你的那一套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经受考验如何成立或破产；我们说小说要真实，要有说服力，其实就是小说家进入和领会他人的真理的能力问题。
正因如此，伟大的小说家对人一视同仁，他公正地对待人、对待生活。现在很多评论家把“悲悯”啊什么的挂在嘴边上，这肯定没错，但如果“悲悯”变成了一种权力话语，变成对不同人群的区别对待，那就是对小说精神的曲解。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因为你年薪百万他是个民工就鄙视你同情他，或者反过来，谄媚你鄙视他，不是的，他只是公正，他不是势利眼，他不会看不起民工，也不会看不起你，在他眼里，你们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体的人，他在“存在”的尺度上同样对你们满怀好奇之心、满怀“悲悯”。
当然，我承认，小说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但小说家的价值判断不能先于他对人、对生活的忠直。现在很多批评家直接把文学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在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之中应该有一套普遍真理，这套真理必被遵从，必须体现——主要是在小说中和人们的口头上。我理解他们的关切，我一开始即已申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必须面对终极意义的焦虑。但小说处理终极意义的方式恐怕并非如道德批评家们所想，小说中的人独自面对上帝，不需要中介，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自以为掌握着道德的道德家——新教的兴起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兴起差不多是同一时段，这并非偶然，小说承认他人的真理，就是首先承认每个人有独自面对上帝的权利，就是承认，在“有”与“无”之间，生与死之间，人有无限的想象和认识和选择的可能，在我看来，承认这种可能才是“大德”，才是对上帝的敬畏。
公正、忠直地对待人，理解他人的真理，这是我们文化中近于枯竭的品质。现在我们号称是一个网络时代，中国人天天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是，以我有限的网络经验，我们谁也不想公正地对待别人，谁也不想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想的就是我手里拿着“真理”，借此向他人行使暴力——哪怕是语言的和虚拟的暴力。
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不会衰亡，小说必会坚持下去，保卫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丰富性。
——如果小说衰亡，我们可能还会失去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记忆，比如沉默，等等。但是时间到了，而且我认为我已经充分阐述了小说必将存在、必将流传的理由。
现在，我们的很多评论家、很多小说家都像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庸人一样看待文学的命运，天天对我们念顺口溜：现在的人很忙，生活节奏很快，所以他们不爱看小说了，所以小说必将衰亡。
好吧，我现在说出我的看法，在某种世界观里，小说确实并非必不可少，这与人们是否比一百年前更忙无关，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个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大胆的预半夜凉初透言家们宣称要消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哲学也可以没有，历史可以只剩下电视剧和《百家讲坛》——很好，我相信，如果这套假设全面实现，丝毫不影响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不会影响GDP的增长。
但是，前些天当诗歌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对记者说：问题的核心是，公众面临着选择，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语言？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只需要做报告的语言、讨价还价的语言、骂大街的语言，而决心抛弃诗的语言？如果我们认为诗的语言在这个时代纯属多余，我们可以把诗这个字从字典中抠掉，这不难，但如果相反，那么我们与其以如此高涨的热情去发现坏诗，不如好好想一想，诗的基本价值何在？它在这个时代如何坚守和传承。
——当然，记者没有把我的话发出去。但这种选择并非什么新鲜事，它一直是任何文明和文化必须面对的基本选择，两千年多前的孔子在当时的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合时宜的怪物，他顽固地代表一切在新世界里应该消亡的东西，但是，文明和文化的生命就系于这种选择中的勇气和信念。
问题是，小说家们自己是否还对小说怀有信念，他们是不是自己已经不相信小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还相信小说，对小说的基本价值仍然抱有信念的小说家为数不多。小说的危机其实小说的基本价值的危机，小说正在并将继续承受怀疑、责难，并且会反复地被宣布死亡——小说死亡的预半夜凉初透言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人以时代的名义大声说出，但是，我相信，这种怀疑和责难会不断地推动小说重新回到它的基本价值上去，让它重获生机。
